直隶当局对义和团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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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德成和曹福田
袁世凯來到山東之後，採取了與毓賢不同的作法，他认降神附体为邪术、拳会为邪教，主张严格取缔，下令张贴解散拳会的告示，要“于各府州县村庄通行张贴，以期家喻户晓”[33]；还大量刊刻劳乃宣所著的《义和拳教门源流考》，宣傳義和團即白蓮教[34]；采用行政手段调动各级地方官、乡绅的力量来实行查禁[34]，责令“各村首事庄长出具不得设厂习拳甘结”，要求各村庄的庄长劝导乡民“不得设厂习拳、聚众滋事”[35]；对各处拳厂，认真查封[34]；把大部兵力分布在交通要道驻扎，将各地义和团分割隔离，阻止其流动和聚集，用小部巡查、晓谕、弹压[34]。如此，袁世凯使得山东的义和拳活动渐渐沈寂。山东的义和团分两路大军进入直隶，一路从山东德州进入河北沧州，另一路从河北保定白洋淀进入天津[1]。
直隶总督裕禄初時对义和拳会比较轻视，在1899年12月答复袁世凯时说：“近日查该拳匪情形，并无大技俩，但能捕获首要，胁从自易解散。”[36]他对滋事的拳民极力镇压，但对拳会的态度则较为模糊，直到5月清军统领杨福同在涞水被杀之后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
1900年1月11日，慈禧太后颁布上谕，要求地方官只需查拿滋事的匪徒，无须过问练拳的和平乡民：“若安分良民，或习技艺以自卫身家，或联村众以互保闾里，是乃守望相助之义……地方官办理此等案件，只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也”，承认拳会是“安分良民”、“习技艺以自卫身家”，是“守望相助”之义，而不是“邪教”，无须查拿。慈禧的这一举动代表着一个根本性的变化[11]。清朝律例一向禁止私人结社，把集会结社看做是谋反的潜在因素[11]。1898年戊戌政变之后，慈禧太后恢复了禁止结社的政令，以取缔在百日維新期间十分兴盛的各种学会[11]。现在，慈禧太后的这一政策是在告诉义和团，它是一个合法的组织[11]。
但袁世凯事实上并未理会朝廷，仍然積極取缔各地拳会。裕禄没有主见，一心想遵循谕旨，因此义和拳会在直隶继续蔓延，义和团的活动有增无减，加入义和团的人数也在日益攀升[16]。
1月11日慈禧太后的上谕让各国公使感到担忧和不安，于是在1月27日，英、美、德、法等在华公使第一次联合照会，要求慈禧太后取缔拳会[13]。但公使们选择的日期非常不妥，三日前的己亥建储，公使们都拒绝入宫朝贺，明显反对慈禧太后罷黜光绪皇帝，让慈禧太后大为不悦；如今（当日为农历腊月二十七），他们又来要求禁止拳会，慈禧太后的愤怒可想而知，这为1900年的冲突埋下了伏笔。
2月19日，慈禧太后采用内部廷寄[註 9]的方式指示直隸、山東督撫，責成他們張貼布告，取締義和拳：“著直隶山东各督抚，剀切出示晓谕，严行禁止。俾百姓咸知私立会名，皆属违禁犯法”[37]。廷寄的方法，既没有公开否定1月11日的上谕，又能给外國公使们一个说法。但各国公使们并不接受慈禧太后的做法。
3月2日，英、美、德、法、意第二次联合照会清政府，要求在《京报》上发布禁止拳会的上谕。慈禧太后予以拒绝，并解释说已寄发廷寄，没有必要在《京报》发布上谕[12]。
3月中旬，一位从霸州赶往北京的美国传教士见证说：“行程有数百华里，不过见有两处张贴北洋大臣之（禁止拳会）谕示……地方官虽已接奉此告示数日，犹不愿张贴”[38]。到此时，直隶的地方官员仍然没有危机感，连谕示都不张贴，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所以义和团一直向四面扩展[10]。
3月14日，毓賢調任山西巡撫[39]。山西本沒有義和團，但是在毓賢的鼓勵下，義和團也在山西興起。這年夏天，毓賢縱容義和團滥杀基督徒[22]，其衛隊數十人都是義和團團民[22]（参太原教案）。
4月初，各国公使又一次联合照会，而且有海军示威。4月16日，京报上发表了直隶总督裕禄要求禁拳的上奏。但4月17日，京报上又颁发上谕，重申不禁拳的精神。4月21日，慈禧太后又颁布上谕，重申“只问匪不匪，不问会不会”[40]，与1月11日的上谕精神一致。慈禧太后政策的反复性和随意性，让各国公使失去了对它的信任，觉得再在此事上纠缠也没有多大意义，遂放弃在此事上的要求。义和拳会继续蔓延。
5月初，慈禧太后就能否将拳会编为团练征求袁世凯和裕禄的意見，裕禄在5月17日（当时涞水事件已经发生）上奏否定了团练的建议，但接着说：“如查有学习拳技之处，谨遵前奉谕旨，只论其匪不匪，不问其会不会，分别妥为办理。既不可姑息养奸，亦不可累及良善”[29]。
5月29日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名义发布上谕：“著派出之统兵大员及地方文武，迅即严拿首要，解散胁从，倘敢列仗抗拒，应即相机剿办，以昭炯戒。”[41]这是在1900年颁发的有关义和团的诏谕中第一次使用“剿”这个词[11]，之前均是但论匪不匪，不论会不会，拿办首要，解散胁从。但外国公使并不信任清廷，而且丰台车站的被焚让他们特别紧张，所以5月30日，公使团通知清廷，要调遣使馆卫队进京保护[11]。
6月3日，因御史許佑身彈劾涞水縣令祝芾“慫恿帶兵官楊福同誘殺十余人”，清廷颁布上谕，命令裕祿“確切查明，從嚴參辦”，並嚴行申誡帶兵員弁“毋得輕傷民命，启釁邀功”，“亟应妥速解散，以靖地方，不可操切从事”[29]，并警告荣禄对义和团“不得孟浪从事，率行派队剿办，激成变端，是为至要”[39]。
6月6日，裕禄电告总理衙门，称团民自焚毁铁路电杆之后愈加猖獗，明目张膽，不服劝谕，也在天津焚杀教民；虽芦保、津芦铁路有兵分守，仍肆意焚毁，在各处拆毁教堂，各国洋人已甚忧愤，“而天津租界之洋人尤感惊恐，屡以中国办理太鬆，欲派兵助剿为言，此时我军自行剿办，尚可操纵自如，若至外人干预，则事更难措手”，目睹现在情况，拳民断非劝导所能解散，“趁此匪势初起，必须剿抚并用，尚可剋期而定”[29]。
从6月1日直到宣战前，清廷与列强關係尚未完全破裂，仍然颁布上谕指示“查拿”、“严禁”、“解散”。例如6月13日的上谕仍然说：“近来畿辅一带拳匪滋事，扰及京城地面。迭经明降谕旨，晓谕解散，并饬令京营及近畿各军，分投妥为弹压”，但下官往往並未遵行，实际都徒具形式而不起实际作用。同時义和团活動之蔓延、滋扰也愈甚。杨典诰在《庚子大事记》说：“谨案五月（阳历6月）以来，有禁团民滋扰禁城谕旨七道，严饬步军统领、顺天府、五城御史及派出之统兵大员，缉拿首要，解散胁从，撤坛拆棚，至矣尽矣。乃禁者禁而为者为……，虽明诏煌煌，不特团民蔑视无关，即地方官吏亦视若弁髦（无用之物），是则诏谕直等于官样文章耳”[42]。当各县令去向顺天府尹王培佑“请示机宜”，询问应如何执行“拿办”义和团的上谕时，王培佑答复说：“近日拿匪明文，非政府之意，特以西人哓哓不已，故发此旨。汝等奉行故事，即属尽职”，意谓敷衍一下就可以，根本不必认真执行，“否则定遭参办”，各县令始恍然而退[43]。
保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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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除了南边的山东聊城冠县插花地有反教事件外，其他地方基本平静，因为大多数农民正忙于过农历新年[11]。3月，反教事件向北蔓延到保定东部各县[11]。
4月初，山东直隶交界处下了一场透雨[11]，附近一带的义和拳民便纷纷回籍播种春作物，某佚名士大夫即记载说：“团即返奔，途中自相语曰，天雨矣，可以回家种地矣，似此吃苦何益”，于是这些地方稳定了下来[12]。4月5日，直隶官员张莲芬致电裕禄：“景（州）、阜（城）、深（州）各巨案，均有成议，地方安静。顷得透雨，旱禾可种，民心更定。”[32]但直隶的其他地方旱灾仍然非常严重，北部等地区的旱情一直没有得到缓解[11]。5月8日，美国公使康格说道：“该省目前的旱情为这样一场运动提供了方便。到昨天为止，近一年滴雨未落，农民不能耕耘，庄稼无法播种，土地十分干燥，无法耕作，人们穷困潦倒。因此，整个地区充斥着饥饿、不满、绝望的游民，他们……准备加入任何组织[44]。5月21日，英国公使窦纳乐在致英国外交大臣的信中这么说：“我相信，只要下几天大雨，消灭了农村长久的旱情，将比中国政府或外国政府的任何措施都更迅速地恢复平静”[45]。
4月13日，总理衙门致电裕禄函，称京广铁路将修至正定，现接铁路总办比利时人沙多来信，保定至正定一带，有义和团匿名揭帖，称于4月19日要拆毁铁路，攻击洋人，要裕禄预先防范[29]。4月29日，北京西城张贴出这样的揭帖：“……天意命汝等先拆电线，次毁铁路，最后杀洋鬼子。今天不下雨，乃因洋鬼子捣乱所致。”[10]
4月20日保定爆发了清苑教案。大张庄村民张洛弟请附近姜庄一个信奉天主教的补锅匠为他修火石，修好后张洛弟拒绝付钱。这个基督徒前去索要，两人发生争吵。第二天，这个基督徒同其他人前来索要，并提出要求：“一、罚席五桌；二、修教堂；三、要京钱百吊[46]。继而引起20日的姜庄“拳民与基督徒各聚多人，竟自械斗，势甚凶猛”[47]。4月21日的进攻中，拳民烧毁了教堂和10个基督徒的房屋，但装备精良的天主教基督徒从屋顶向拳民开火，至少有20个拳民被打死[10]，一说有70人[11]。
由于直隶一直对拳会不加查禁，拳会蓬勃发展，进入5月各地的拳民势力已连成汪洋大海，只要查拿某个地方的拳民，附近的拳民就会纷纷前来支援。例如，义和拳5月份传到安平县，在梅花左村开设拳场，村里绅士试图制止，但拳民肆无忌惮。知县何子宽担心前不久发生在河间与清苑的骚乱在安平上演，所以在5月19日赶到这里，逮捕了义和拳民陈锅元等人。这一逮捕的消息很快传遍城乡，附近前来支援的义和团民蜂拥而至，竟至上千人，何子宽向上司求援，但前来的官兵很少。何子宽看到县衙门前的民众已逾千数，为不使事态闹大，只好放人[48]。
5月12日保定爆发了涞水教案。涞水县有个高洛村，村长名叫阎老福。1899年的元宵节，村里搭起戏棚准备唱戏，当时有基督徒因神像放在他家门前的台阶上而大為不滿，于是前去理論隨後發生爭吵并踢翻戏棚，而阎老福则带人捣毁了教堂作为报复，双方随后对簿公堂。由于天主教主教介入诉讼，阎老福在这次诉讼中败诉，不仅赔了银子，而且还被迫叩头陪礼。1900年春，阎老福邀请附近的义和拳民来高洛村开设拳场。5月12日拳民们展开攻击，晚上，大约有30户的基督徒全家被杀，一说有68个基督徒丧命，尸体被埋进庙里或者丢进井里[13]。此事件是一件具有转折意义的冲突，因为它激发了其他事变[11]。
保定派员带领20人于两天后来到这里，义和团的原班人马仍然集结在一起，士兵们不敢进入村内。第二天，他们终于进入村里，发现村南火光熊熊，无人知道基督徒逃往何处。以后的几天里，总兵杨福同负责弹压义和团。5月15日，他关闭了设在村庙里的拳场，但是拳民们又集结起来，并在第二日打了他的埋伏。两天后拳民和官兵再次交锋，约二十名拳民被俘。到此时，事件惊动了整个地区的义和团，他们成千上万集结起来，试图解救同伴，并报复官兵。5月22日，杨福同听说有三千拳民在涞水北部石亭镇聚集，因兵勇不够，遂只带领七十人前往，遭遇义和团，杨福同及两名属下被杀。拳民勇气大增，他们的力量和影响都迅速扩大。[11]
5月23日，裕禄得知淶水戕官后，致电总理衙门，称“查该拳匪等聚众设厂，借仇教为名，烧杀抢掠，扰害地方，并胆敢恃众戕官，实属穷凶极恶，法所难容。”[32]
5月25日，军机处传达给裕禄的电旨：“查拿首要，解散胁从，办法均是。此事，各处情形不同，迁就适是养奸，操切亦恐滋变。”[32]
5月25日，聂士成部的统领杨慕时率三营兵力乘火车到达保定高碑店，但杨慕时在出发前便接到裕禄等人的命令，让他“勿得孟浪”，主要是“查拿首要，解散胁从”。杨慕时只能保持克制，引而不发，虽在涞水北部的石亭镇、陈家庄有数千名义和团夸示队伍演习，但杨慕时只能将杀害杨福同的两人拿办，其他人无可奈何[10]。
5月26日，一些团民打算乘火车从保定高碑店到保定涿州，在买票时与铁路员工发生不快，因这一件小事就愤怒地将高碑店铁路拆毁，拔掉电线杆[49]。
5月27日，可能是为了同杨慕时的军队对抗[10]，数万义和团进入距北京仅有五十多公里的保定涿州，知州龚荫培选择绝食进行抗议。但杨慕时并未前来镇压，“因旨內只雲嚴拿首要、解散脅從，並未言剿；又秉榮相之意，承制台之令，專意不打”[50]。当時有人記載：“杨副将福同被戕于涞水，焚涿良铁道，所在抗官聚众，蔓延畿南北，官軍雖往彈壓，然未奉明谕，無敢實力剿辦者”[51]。由此拳民开始了更极端的行为——攻打涿州、琉璃河、长辛店和北京之间铁路沿线的车站、桥梁及电报设施，几十公里沿线到处起火。在铁路沿线工作的比利时的工程师爲了避難前往天津，有幾個途中遇難，也有幾個受傷，这让外国人深受刺激[49]。
6月5日，顺天府尹的赵舒翘，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何乃莹，吏部尚书刚毅前往涿州考察义和团。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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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日，义和团一部占据顺天府永清县，攻击教堂，杀英国传教士查尔斯罗宾逊（Charles Robinson）及孟鹤龄（H. V. Nerman）二人。
6月4日，义和团在京津线上的黄村火车站放火，聂士成派兵弹压，团民抗拒，官兵寡不敌众，死伤多人。后团民焚烧车站一所，旱桥一座[29]。
6月5日，奏请发给义和团口粮的王培佑由鸿胪寺卿升为顺天府尹[29]。
6月6日，义和团焚毁落垡车站，聂士成前往弹压，双方激战。
6月7日，在慈禧太后许可之下，大批拳民开始进入北京[52]。他们头戴义和团的红巾标志，扛着大刀、长矛从各城门进京。
6月9日，慈禧太后从颐和园回宫，并调董福祥的武卫后军进城，驻扎在永定门内。董军中不少士兵参加了义和团。董福祥还与义和团首领李来中结拜兄弟。越来越多的义和团拳民陆续进入北京，最多时北京的拳民超过十万。是日起，北京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对外通讯断绝。
义和团团民
一個拿著旗上寫著“欽命義和團糧臺”字樣的義和團拳民。
义和团所用旗号等，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義和團的令旗
6月10日，慈禧派端郡王载漪出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
6月11日，大臣文瑮上奏：“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均有缉捕匪徒、稽查地方之责，岂容此类混聚辇毂，纷纷扰扰、摇惑人心……责成步兵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各分汛地、严密巡查，遇有形迹可疑及结党持械、造言生事之人，立即严拿惩办，毋稍疏纵。……臣等闻近日有形迹可疑之人……由各门混入，复由各门散出，出入自由，肆行无忌”[29]。朱祖谋也同日上奏：“相应请旨，添设劲旅，申严门禁。”[29]
6月11日，日本驻华使馆书记杉山彬在永定门内被刚调入京的董福祥甘军殺害，被开腹剖心，受到载漪的嘉许。[53]
6月12日，义和团开始在内城焚烧教堂[54]。
6月13日，德国公使克林德命令德國駐華使馆卫队开始“猎取拳民行动”。同日，義和團在內城燒燬孝順胡同亞斯立堂、雙旗竿（今外交部街西口外）倫敦會、八面槽（王府井）天主教東堂、燈市口公理會、東四五條西口的美國福音堂、交道口二條長老會、鼓樓西鴉兒胡同長老會、西直門內天主教西堂、西四羊肉胡同基督教堂、石駙馬橋安立甘會、宣武門內天主教南堂共11所教堂。有3200名天主教徒逃入（有42名法兵佔據）天主教北堂，2000多名基督教徒逃入東交民巷的使館區。拳民在北京放火燒掉教堂和一切與西洋有關的事物。13日，天津武清义和团焚毁了马家场、范家庄、洪家坟、牛房、龙庄、韩庄各处教堂，静海全县被义和团占领。
6月14日，义和团“焚烧顺治门（宣武门）大街耶稣堂”，“顺治门内天主堂，并施医院两处，又焚烧西城根拴马桩、油房胡同、灯笼胡同、松树胡同基督徒房屋百间，砍杀男女基督徒无数”[55]。同日，天津拳民焚燒鼓樓東倉門口教堂，蔓延到附近二十家，又焚燒鼓樓西的倫敦會教堂[10]。
6月15日，义和团围攻北京西什库教堂，又“焚烧绒线胡同教堂”[55]。同日，天津的义和团焚烧了马家口及望海楼等地的教堂，拆毁东门外天后宫北教堂，砸毁藏有基督徒的粬店街怀庆会馆；拳民又與防衛紫竹林租界的外國士兵發生戰鬥，死傷四百人。
6月16日，前門一帶約千家商舖因老德記洋貨鋪及屈臣氏西藥房大火而被燒成廢墟，正陽門樓、北京24家鑄銀廠也遭燒燬。拳民同時四處破坏教堂攻击基督徒，莊王府前大院被當成集體大屠殺的刑場。除了屠殺基督徒外，義和團更濫殺無辜，誣指許多市民（包括許多婦女小童）為二毛子而燒死戮死。同日，天津數百名義和團展開了第二次進攻紫竹林租界的行動，但被一陣齊射擋了回去。
6月19日，清政府总理衙门照会各国驻华使节「限二十四点鍾內各國一切人等均需离京」。当晚，各国公使联名致函总理衙门，以路途安全无保障为由，要求延缓离京日期，并要求次日上午9时前给予答复。
6月20日上午8时，克林德未能说服各国公使一同行动，遂独自帶同翻译柯达士（德语：Heinrich Cordes (Diplomat)）乘轿从东交民巷使馆，前往东单牌楼北大街东堂子胡同总理衙门交涉。克林德決定不帶四名德國衛兵，兩乘轎子只有兩名沒有武裝的馬伕隨行。柯達士看到克林德腰上沒有掛平常帶的左輪手槍，也就沒有帶槍。途中走到东单牌楼北大街西总布胡同西口，为正在巡逻的神机营霆字枪队章京恩海所殺，柯达士受伤，轎伕逃走。[56][57]
6月22日，慈禧发给义和团2万石粳米，并悬赏杀洋人，“杀一男夷者，赏银五十两；杀一女夷者，赏银四十两；杀一稚子者，赏银二十两”。
联军从威海衛出发第一次遠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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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廊坊阻击战
先是在5月底，北京東交民巷使館區人員在感觉到危险即将来临时，向外发出求援，于是一支432人，由八國海軍人員組成的聯合部隊（法國75人，俄羅斯79人，英國79人，美國53人，意大利39人，日本24人，德國水兵51人、奧匈士兵32人），在得到慈禧太后默许后，于6月1日從大沽經鐵路抵达120公里左右的北京城，協助使館人員防守。
不過隨著局勢不斷惡化，6月9日，英國駐華公使竇納樂透過電報向西摩爾稱，北京城內局勢每小時正在惡化，要求西摩爾為進軍北京作好預先安排[58]。6月10日，北京使館區與外界的電訊聯絡中斷。因此各國急商，增派一支由2157名各國海軍及海軍陸戰隊人員（英軍916人、德軍540人、俄軍312人、法軍158人、美軍112人、日軍54人、義軍40人、奧匈軍25人）組成的援軍入京，決定由英國海軍中將愛德華·霍巴特·西摩爾任聯軍司令，美國海軍上校麥卡加拉（英语：Bowman H. McCalla）為副司令、俄國上校沃嗄克任參謀長，從天津搭火車出發前往北京保衛使館。
6月10日，西摩爾军经过聶士成军防区，根据上司榮祿的命令，聶士成容許聯軍先遣隊火車通過天津[59]，旗下武衛軍士兵對聯軍的態度亦顯得友善，並沒有意圖攻擊聯軍的舉措[60]。
不過西摩爾向北京行軍的舉動惹怒慈禧太后，因此支持義和團的端王載漪迅即取代慶王奕劻，成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並命令武衛軍聶士成、董福祥甘軍攻擊聯軍。另一方面，清廷又透過招募義和團成員入軍，以保衛首都，阻止西摩爾的行軍[61]。
聯軍火車通過天津後，義和團阻擊联军，将铁路破坏掉，使联军无法前進。在6月11日至14日的几次战斗中，义和团每次出动几百到上千人，都被联军击退。由于前面的铁路被破坏，西摩爾军只得边修路边前进。到廊坊之后，前面的铁路被破坏得更加严重，联军无法乘车前行。16日，联军放弃由铁路进京计划，决定改走水路由白河前往北京，先返回杨村，然后在该处组织乘船进京[62]。
6月18日，正当西摩尔军由廊坊回撤之时，大批义和团向滞留廊坊的联军发起进攻，奉慈禧太后之命阻截联军的董福祥甘军开到廊坊，投入战斗。双方激战数小时，联军伤亡严重，西摩尔认为联军已不可能突破重围进入北京，于是决定撤回天津。清政府稱此役為廊坊大捷[62]。
左宗棠旧将董福祥
董福祥轄下的回族軍隊，自甘肅前往北京支援義和團的行動。
由于杨村至天津的铁路已被破坏，联军只得沿白河撤回，期間徵用4艘中國漁船，沿著河岸牽著繩索，載上所有傷員及剩餘的食物、彈藥及醫療用品前往天津。6月19日至20日在由杨村至北仓的撤退途中，聯軍不时遭到义和团和清军的阻击。6月21日联军与聶士成军在北仓进行了数小时激战，付出很大伤亡代价后占领北仓。6月22日联军佔領清軍的西沽武库[62]，發現除了有德國克虜伯野戰炮外，還有大量步槍與數以百萬計的子彈，連同數百萬斤大米和充足的醫療用品。[63]
得到充足的軍事物資後，西摩爾決定堅守待援，并派人向各國公使告知聯軍的困境。聯軍在待援期間遭到清軍、民團日夜不斷的攻擊，處於崩潰的邊緣。直到6月25日，一支1800人組成的援軍（其中俄國900人，英國500人）解西摩爾之圍，在戰場使用了價值超過300萬英鎊的彈藥數量後，終於在6月26日清晨成功接應西摩爾聯軍撤退，西摩爾行軍北京期間總計損失62人，有225人受傷[64]。
當時被困在北京使館區的外國人對西摩爾充滿信心，認為西摩爾軍隊離自己很近，他們很快就會安全，並未得知西摩爾的軍隊拯救失敗的消息[65]。
联军增援与大沽口炮台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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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2日，俄军1200人登陆大沽。15日，联军要求天津镇总兵罗荣光于17日凌晨2时以前交出大沽炮台。15日和16日，義和團與紫竹林租界守衛士兵發生戰鬥。6月16日，天津租界之对外电报中断；各国海军将领会议，决定占领大沽口炮台。6月16日晚，联军发起总攻，罗荣光发炮还击，战争爆发。据北塘渔民黄永力和董得六回忆：“在营外（大沽于家堡东面的督标营），全是尸首，整个打了一宿，還沒攻下，500多人没有活的。”17日凌晨[66]大沽炮台失守。之后，俄军从塘沽火车站向天津市进攻，日本军从海河向天津市进攻[1]。
紫禁城内的斗争与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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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庚子被祸五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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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5月30日，趙舒翹、何乃瑩上奏慈禧太后，建議招撫義和團：“拳會蔓延，誅不勝誅，不如撫而用之。”[29]
进入6月之后，义和团拆毁铁路、焚烧车站、攻击教堂、杀死基督徒、威胁在华外国人生命安全，局势越来越危急。张之洞、刘坤一及其他主和派大臣频繁提醒，一味姑息拳民不加剿灭必然导致列强以保护传教士為由出兵中国。虽然慈禧太后也知道不剿办义和团意味着严重的国际介入，但她仍坚持之前对义和团的怀柔政策。[67][68]
6月4日，奏请招抚义和团的何乃莹由顺天府尹升为督察院左副都御史[29]。
6月5日，太后派刑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军机大臣、兼顺天府尹的赵舒翘，及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何乃莹前往涿州考察义和团。反对戊戌变法、力主废黜光绪皇帝、主张招抚义和团杀灭西人的吏部尚书刚毅惟恐赵舒翘的汇报结果不利于义和团，也紧随其后赶往涿州。其实赵舒翘经考察已明显看出义和团所谓“神功”皆為虛假，但刚毅却力言神功“可恃”[49]。
6月6日，慈禧太后召集大臣討論清廷的政策，“決計不將義和團匪剿除”。[69]恽毓鼎在6月6日记载：“五月初十日，知太后圣意，颇右义和团，欲倚以抵制外洋，为强中国之计。”[70]同日，清廷颁布上谕说：“饬令各地方官妥为弹压，无论其会不会，但论其匪不匪。……昨已简派顺天府兼尹军机大臣赵舒翘前往宣布晓谕。”[29]
6月10日，慈禧太后派端郡王载漪出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这一决定让外国公使格外不安。
6月13日，义和团从崇文门进入北京内城。
6月14日，刚毅上奏：
义和团其幼稚者，年不过十岁上下。奴才在马上讯其练拳意欲何为？供称原为保护身家。讯其聚众欲作何事？供称近被教民欺压，是以集团报复。但一言及洋人，则怒目切齿，愿得肝心。凡此之类，闻直隶、山东各州县，无处无之，蚩蚩之众，诛不胜诛。因聂士成派队在高碑店驻扎，拳民等误为洋兵，遂相抗拒，经该军饬人晓谕，该民等跪迎，聂军出其不意，轰毙拳民一二百名，自此结仇甚深。该军进剿，殊形孟浪。[71]
6月16日，在第一次御前会议上，刚回京不久的刚毅向慈禧太后报告“拳民忠贞，神术可用”，朝中庄亲王载勋、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亦主抚义和团，向西人开战。
6月18日，庚子被祸五大臣之一的袁昶奏折说：
臣于上年十月十三日（1899年11月15日）蒙恩召见，其时东省拳匪，借仇教为名兹事。臣曾面奏系邪教倡乱，应预为扑灭各情，旋经东抚袁世凯实力禁止，扑灭十余巨股，东省晏然。……不意东省渐次肃清，流入直隶，直省督臣观望迁延，养痈贻患，听其蔓延，始谋不臧，咎实难辞。及涞水戕官，督臣裕禄见该邪匪借仇教为名，叛迹昭著，乃电奏力请剿办，而内外议有异同，迟延未决，涿州踞城不已，延及永清、霸州各处。[72]
6月19日，在第四次御前会议上，慈禧太后下定决心向各国开战，命令清军准备攻打使馆区[68]。光绪皇帝拉着许景澄之手说：“兵端一开，朕一人死不足惜，如天下生灵何？”君臣涕泣。[53]太后大喊“许景澄无礼”。
6月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清廷设计刺杀。
6月21日，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義发布《宣战诏书》，號召全國軍民抵抗攻擊者[註 10][29]。
慈禧太后最终宣战的原因，史学家有很多争论。6月17日，慈禧太后收到了裕禄关于列强强索大沽炮台的奏报，但不知大沽已经开战。一個有爭議的說法是6月17日，慈禧太后召开第二次御前会议时得到了假照会，認為外國要求她歸政於光緒皇帝。慈禧太后態度轉為支持義和團及向西人開戰。命剛毅、載漪、載勛、載濂、載瀾統領義和團，任載勛为步軍統領九門提督。18日，董福祥甘軍與西摩爾軍在廊坊激戰，西摩爾軍退回天津。19日，慈禧太后命令裕祿：「各國洋兵欲行佔據大沽砲台一所，事機緊迫，兵釁已開，該督須急招義勇，固結民心，幫助官兵節節防護抵禦，萬不可畏葸瞻顧，任令外兵直入。」因京津电报中断，到20日，慈禧太后才获得裕禄奏报，讲述天津大沽已经开战，天津清军和义和团合力将租界敌人打退，军威甚扬。至21日，慈禧太后正式宣佈開戰，诏书只提及西人强索大沽炮台，未提及大沽开战，也未提及西摩尔联军意欲入京一事。
6月25日，載漪、載勳、載濂、載瀅四兄弟率義和團六十多人要杀死光緒皇帝，被慈禧太后阻止。